京师保卫战(上)

2020-10-11 tudou 互联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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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统十四年(1449年),明英宗御驾亲征,没有想到征讨瓦剌之战演变成了土木堡之变,明英宗朱祁镇被俘。消息传来,朝野震惊,京城人人自危,甚至有的富户准备转移财产,个别大臣也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南京。朱祁镇被俘之后,孙太后和钱皇后立刻筹措一批珍宝作为赎金送出,以使皇帝获释。

面对危机局面,大明朝堂之上围绕是“战”还是“迁”开展了纷争。八月十八日,孙太后压阵,监国朱祁钰主持召开御前会议,商讨对策。首先是翰林院侍讲徐珵(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),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迁都南京,以避刀兵。“南迁之议”,颇得一些大臣支持。于谦当即否定这项提议,认为皇陵、宗庙、社稷都在北京,不可轻易迁移;而且要以北宋为教训,指责南迁是亡国之论,并征得孙太后的支持。吏部尚书王直、内阁学士陈循等人都赞同于谦,廷议乃决定固守北京。二十一日,孙太后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,把备战御敌的重任交付给了于谦。

八月二十三日,于谦等人针对当时的危急局面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首先是诛除宦党,平息民愤。明廷将招致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抄家灭族,打击宦党的气焰,初步稳定了内部。八月二十八日,王文上书郕王朱祁钰,希望他以江山社稷为重,承继大统。当时的皇太子朱见深年仅两岁,为免主少国疑,于谦、王直等大臣联名奏明孙太后。八月二十九日,文武百官请皇太后改立监国郕王为帝,史称明代宗或景帝,遥尊被俘的明英宗为太上皇。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,诸多的王振党羽纷纷落马。当初,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,非死即贬。如今皇帝被俘,王振被杀,众大臣纷纷吐气扬眉,甚至跪在午门外,要求朱祁钰惩处王振余党。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,当即被愤怒的群臣打死,并将王振同党,王振外甥王山也被当庭打死,史称午门血案。朱祁钰害怕想回宫去,于谦拉住他的衣袖,说王振罪当诛九族,马顺等罪当死,应不予追究。于是,朱祁钰下令马顺等罪有应得,众臣无罪。由于也先挟持明英宗作为攻城略地的政治工具,于是于谦提出“社稷为重,君为轻”的口号。同时明代宗朱祁钰即位后,也先的阴谋不攻自破。朱祁钰登基之后,下诏边关守将不得听信瓦剌的借口,使得瓦剌意图用明英宗的名义骗取财物、骗开关门失败。瓦剌气急败坏,发兵攻打北京。

于谦认为,土木堡之战的失利,犯了许多兵家之大忌,其中后勤保障没搞好是重要原因。20万明军长期在风雨中辗转,军粮不备、军械不习、运输不及时,连唯一的饮用水源都被切断,在人饥马渴的情况下,是不能打胜仗的。因此,于谦上任后,首先实行正确的后勤方略,从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各方面做好后勤准备。

于谦接着开始着重整顿、充实京军。原大同副将石亨在“土木堡之战”中战败,单骑逃回,被贬官下狱。于谦认为,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,而且战败的主要责任不在他。于是将其释放,并委任以京师总兵官的重任,统一指挥京师步兵部队。在后来的北京保卫战中,石亨指挥有方,英勇作战,战果显著。同时,于谦另以名将指挥京城的火器部队、骑兵部队和镇守大同、宣府、居庸关、紫荆关等重要关口,并严惩了一批贪生怕死、玩忽职守的将校。此外,于谦还改革了军制,把传统的“三大营”改为10个团营,使其更加适应防御作战的需要。他急调两京、河南的备操军,沿海的备倭军,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的官军,以及浙江兵来到北京,使京城兵力由数万人迅速增加到22万多人,形成了兵力数量上对于瓦剌军队的优势。并派监察御史白圭等15名重要官员,前往京畿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等地招募兵员,进行应急训练,以备补充。

按照明朝的体制,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。为此,明代宗朱祁钰专门下令,授予于谦“提督各营军马”的重任,命在京的各营将领皆接受其节制。将士凡有违抗军令者,于谦有先斩后奏之权。于是,于谦担负起了全权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,其地位仅次于皇帝。又便于统一部署,共同抗击瓦剌于谦升任兵部尚书,积极备战;于谦注意提拔一批有才能的将领。同时,从各地调来兵力,日夜赶造武器,装备军队。在北京周围。布置兵力,严把九门。注意日夜操练军队,迅速地提高战斗力。随后两京、河南、山东等地的勤王部队也陆续赶到。于谦严整军纪,并选拨新进将领操练军兵,分守九城,并命令边防部队加紧修固沿边大小关隘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整军备战,明军兵精粮足,士气大振,严阵以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