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成化的传奉官

2020-11-13 tudou 互联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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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隋文帝杨坚建立科举制度后,天下读书人都是通过科考的方式进取。 科举制度也一直贯穿着公平和择优这两者之间的矛盾。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矛盾,它促使科举制度不断地走向开放,走向严密化,打破了过去门第背景的限制,重视世人的知识才能,鼓励竞争,这样的一种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符合公平的原则。 所以, 科举考试不仅是皇帝选贤用士的主要通道,也是天下读书人改变门第的重要阶梯。 但是科举考试不是轻而易举的,先是需要寒窗苦读十年,然后参加县试、院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,如果通过了考试,还得经过吏部的铨选(选才授官)才能授予官职,可以说是千辛万苦,历经磨难。

然而,在明朝的明宪宗成化年间,却有一种官,无需考试,更不用经过吏部的铨选和内阁的审核,而是由皇帝本人直接任命,由此开辟了一条大明仕途的绿色通道,很多普通人借此成为官身。这种选官方式无疑是皇权对人事任免的粗暴干涉,它失去了人才选拔制度的公平公正,导致政府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下降。而皇帝为了一己私欲,利用“传奉官”来聚敛财富,更是导致吏治进一步败坏,甚至引发了冗官、财政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,成为明朝中后期的政治痼疾。

传奉官现象最早出现于明英宗朱祁镇时期,天顺七年(1463年)七月,明英宗曾“特命中贵传旨”升授官员。而“传奉官”的称谓则最早出现于明宪宗时期,天顺八年(1464年)二月十七日,明宪宗成化帝即位的第26天,司礼监太监牛玉“传奉圣旨”,任命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副使。《明史》对此的简要记载是:“二月庚子,始以内批授官。”这便是“传奉官”之始。“传奉官”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,不经选拔、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,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。很明显,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,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。朱见深授予的这个工匠姚旺的官虽小(从九品),但却是明代第一位不用参加科举考试,也不由吏部铨选和大臣举荐,直接由皇帝通过宦官“传奉圣旨”的方式直接任命的官员。

关于传奉官,成化年间的阁臣尹直是这样解释的:“成化间四方白丁、钱虏、商贩、技艺、革职之流,以及士夫之子弟,率夤(yín)缘近侍内臣进献宝玩,辄得赐太常少卿、通政、寺丞,署郎、中书、司务、序班等职,不由内阁、吏部,谓之传奉官”。由此可见,传奉官的人员构成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,只要你能买通宦官内侍,给皇帝进献古玩宝贝,就可以直接获得太常少卿、通政、寺丞等官职,根本不用走吏部和内阁的人事任免程序。

最初任命的传奉官大多都是为皇室服务的匠人、艺人等,也就是在各领域有一技之长的人,如擅长书法字画的士子、制作精美器物的工匠、精于医术通晓药理的医生、擅长词曲的艺人、驱神捉鬼的术士以及其他有特殊技能的各色人等。他们用自己的特长为皇室服务,作为回报,皇室直接授予他们官职,使他们可以更好的为宫廷服务。成化末年泛滥到有4000多人,传奉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,一直延续到了弘治、正德年间,到嘉靖时终被废除。

朱见深用传奉官进行交易,但交易之物并非是金银,而是高兴。换句话说,就是用官爵买开心。宫女、太监、护军、工匠等,无论何人只要能让他高兴,都可以赐官封爵。在这种情况下,大臣们自然不再专心国事和朝政,而是曲意逢迎,溜须拍马。致使朝政懈怠,百废待兴,对待百姓的也不闻不问,这也是让大明朝逐渐开始走向下坡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

因为被封官爵之人的出身不同,对朝政的认识也不同。甚至出现不认识字的工匠审批户部所报军饷时,仅凭名单上对人名的喜好而决断给予多少一事。这让饱读儒家诗书,满腹治国策略的重臣们深感无奈。让明朝处在一种“外行指挥内行”的状态,令各地方的官员不知如何处理传达来的政令。让明朝官场陷入了一种混乱的局面。

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,皇帝都这样了,各宫的妃嫔、掌权的太监纷纷效仿,大收私利,中饱私囊不说,而是他们让更多的无德无能之人进入到了官场。据《明史》记载,当时通过宦官梁芳买官封爵者就达千人之多,而这些人又再次往下面卖官,最后通过这种渠道得到官的人,多如牛毛。传奉官的泛滥,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。成化十九年(1483年),御史张稷上疏,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。张稷说,自有传奉官后,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,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,自古以来,有这样的政治吗?因此,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。朱见深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,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。这种情况虽然在历朝历代虽然或多或少出现过,但大多是小规模的,或者是低级别的。但成化时期却是大不一样,可以说古今中外就属明朝的朱见深为第一,此种做法对国家的祸害程度也最厉害。